实验医学科参加第28届全国血液与体液检验质量改进学术会议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不平凡历程，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杂音、噪音、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著作权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海商法、产品质量法等一些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间共审议124件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通过了其中的113件，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40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到90.03万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到2.82万元，告别贫穷、走向富足，告别落后、走向进步。增加这两个字，意义深远。1984年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1985年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公司法等法律的制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通过关于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决议。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综合运用立改废释等多种方式，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从公司法开始，立法开始以企业的投资方式和责任形式来规范市场主体，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都坚持了这样的立法思路，企业都是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竞争者，都必须按照通行的市场规则运行。其次，立法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天平的倾斜甚至失衡情况，加之人类认知能力以及立法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法律规则的疏漏乃至相互之间的抵牾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自洽、高度和谐，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立法状态。

[8]由于宪法监督这一法律化实施机制的疲软甚或虚置，致使违宪行为无法受到宪法层面的评价与纠正，宪法权威自然也难以得以真正树立。因此，要使合宪性审查落到实处，就必须确立公民在宪法实施中的主体性地位、真正从民间社会汲取合宪性审查的力量。[9]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沈春耀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作的《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由此可能造成谁都无法真正推开合宪性审查大门的局面。

尽管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能否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确存在诸多法理上和制度上的诘问，[16]但如果仅仅着眼于对行政法规之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而完全忽略法律的合宪性问题，毕竟存在着制度上的空挡，难以彻底防范和消除潜在的立法风险。而且，法工委现有的立法任务已经相当繁重，再由其承担合宪性审查恐怕会力不从心，况且，立法和对立法的监督都由一个机构来负责，也不符合监督的惯常逻辑。

从静态上看，合宪性审查表现为关于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审查方式、审查效力等问题的一系列制度构造。在这种情况下，将备案审查工作从法工委切割出去，既可以为法工委减负，使其专职做好立法工作，又可以使合宪性审查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常态化工作，同时，还可以节省因新增机构而带来的制度上的巨大成本，具有法理上和技术上的明显优势。近年来，对审查建议反馈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仍存在反馈面不够宽、反馈时间长、反馈内容需要完善等问题，向社会公开备案审查工作情况也不充分。是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还是改革和加强既有的法律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调备案是审查的前提，则可能遗漏对未报备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因此，国家机关的审查要求或建议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空间。从已公布的备案审查典型案例看，受到纠正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存在的基本上都是与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情况，还很少涉及到宪法性问题，因与宪法相抵触而被审查的情况尚未见著于报端。为此，可以考虑把现有的备案审查室升级为立法法上的常委会工作机构，成为与法工委平行的备案审查工作委员会，由其专门辅助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合宪合法性的审查工作，而法工委继续从事立法方面的具体工作。

[24]这种担心的确已经得到了初步验证，在2017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首次听取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后的不足两个月时间，又收到了三千多件的审查建议。[8]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这样就可以让备案审查机构从繁重的备案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到对公民审查建议的关注上。只有把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才能构建起安全而完备的监督网络。

[6]所以，违宪审查体现的是一种对抗性思维，反映的是分权与制衡的权力结构及其政治实践，强调的是对违宪问题的发现与处理以及最后由谁说了算的问题。当然，合宪性审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宪法学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本土资源和巨大的学术空间，更在于其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将成为新的法治生长点。当然，该法应当超越现阶段备案审查的内容局限，而对合宪性审查做出全面系统的体系化安排。然而，相比之下，立法质量却存在着突出问题，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争权诿责、越权立法等现象，严重损伤了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及合法性。例如，直接根据宪法而制定的行政法规，直接依据宪法规定而发布的决定、命令等重大政策性行为，对宪法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上述情况可能会直接产生宪法性问题。虽然备案审查针对的是制度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但审查结论显然对于具体个案的处理有着直接的影响。

[14]但这绝不意味着不存在违宪问题，只能说明宪法尚未进入到备案审查的场域。一个不为社会所知晓的制度，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同，更不可能获得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甚至会引起种种误解和猜测。

[32]但是，应当认识到，与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这一大局相比，上述顾虑只是微不足道的枝节而已。其实，备案审查和基于公民的审查建议所进行的具体审查显然不属于同一类别的审查。

又要正视宪法价值体系的圆融性，审查普通立法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上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与规定，以确保各项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能够通过宪法之门。因此，对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法律及其上位法进行的审查，间接地也就是对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的审查。

而宪法居于整个法律体系的顶点，是一切立法的最终效力来源，从而可以超越普通法律的局限和纷争而为一切合法性审查提供最终的判断标准。毫无疑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承担合宪性审查以及有关宪法实施和监督方面的工作，但法律委员会的原有职能不可能削减或弱化，亦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继续统一审议所有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法律案，而且，在继续完善法律体系的强劲立法需求之下，在不断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体制机制的法治进程之中，这必将仍然是其重要职责和首要任务。宪法监督 一、宪法实施：从宏观的政治动员到具体的制度推进 中国社会对于宪法实施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22]在没有先例可循和足够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合宪性审查不仅缺乏实践经验，可能还要冒一定的法律风险。

[24]同前注[13]，秦前红文。基于以上分析，立法法关于国家机关提出审查要求、审查建议的条款注定派不上多大用场，而公民的审查建议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启动审查程序的主角。

在我国的法制监督体系中，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依据法律审查行政法规、依据行政法规审查地方性法规、依据省的地方性法规审查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等活动，因此，合法性审查的主体相当广泛，法律、行政法规、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都可以对相应的下位法进行审查。从过去的电话、口头形式沟通到正式的发函督办，表明备案审查刚性监督的力度在明显增强，但这本身也说明督促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约束力，以至于开展回头看成了2018年备案审查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27]在这种情况下，备案审查实际上发挥着为公民权利提供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的作用。从形式上看，备案审查似乎是事后的监督审查，然而在法生效之后短短30日之内进行报备，这时所进行的审查不可能是结合法的具体适用而进行的对照性审查，而只能是抽象的原则性审查。

因此，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强力推动，不管具体机构如何设置，都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转引自综合：《推进合宪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10月30日，版次AA12。在二者一体化的混沌机制中，合法性审查机制居于主要地位，合宪性审查只是它的一个不突出的组成部分。从动态上看，合宪性审查表现为对是否合宪的评价以及纠正违宪行为、追究违宪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过程。

这主要是因为，通过备案审查而确保各种规范性文件符合上位法的规定，进而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完全与合宪性审查功能定位相契合，具有目的和手段上的一致性。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制定了《对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的工作办法》、《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规程（试行）》，对审查建议的接收登记与移交、审查研究、处理与反馈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使备案审查的各主要工作环节初步做到了有章可循。

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又可以依据其所制定的法律对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身上发生了交集，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合宪性审查主体，又是合法性审查主体。因为，毕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具有合宪性审查权的法定主体，这是宪法已经确立的制度框架，也是人大制度的必然要求。

2018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如果说合宪性审查强调的是审查的属性的话，备案审查则强调的则是审查的途径和方式。